中国金融业改革应基于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的创新，为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文 | 于品海（“香港01”创办人、总编辑）

【导读】当前，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剧。在动荡多变的时局下，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更凸显其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意义。在金融领域的一系列改革中，党和国家系统规划了建设金融强国的蓝图，并在金融监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方面做出了改革部署。本文探讨了中国金融业改革的必要性，并尝试提出了“社会主义资本”的概念。作者认为，中国金融业改革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类似于中国共产党当年在古田镇召开的“古田会议”，需要重新理解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角色。作者指出，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发展生产力的经验，因此需要从理论创新的角度寻找新的说明，而资本在中国的角色就应该成为理论创新的对象。“社会主义资本”是一种社会主义价值引导的经济动能，是资本主义之后资本的高阶发展。社会主义资本不会改变资本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地位，但是强调资本积累与社会利益的平衡，以及政府在资本治理中的关键角色。中国金融业改革应基于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的创新，为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第4期，原题为《中国的金融业改革与社会主义资本》，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中国的金融业改革与社会主义资本

近年来，中国经济崩溃论的声音甚嚣尘上。西方舆论对中国的经济状况进行大肆渲染，不论是房地产行业、地方债务，还是就业问题，整个中国社会往往被描述为诸多问题缠身的形象。中国应积极总结经验，发展解释新事物的新理论，从自身的实践出发才能讲好“中国故事”。

面对经济结构转型的挑战，金融业改革是成功的关键。近年来，从科学发展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新发展理念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国家一直在理论建设方面呼吁创新与转型。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在更大程度上清理多行业与金融业的不健康联系，为经济结构转型构筑堤坝。

今天，人们以为用社会主义理想和初级阶段成就能轻松解构资本主义，这无疑是一种想象，更是轻视了发展阶段之间有序转换可能带来的挑战。尽管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类似曾经的亚洲金融风暴和美国金融危机仍有可能带来严峻的危害和影响，在此背景下，推动金融体系改革也就势在必行。

金融业的“古田阶段”与改革的必然性

1929年，中国共产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了极具意义的党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会议将军队的使命彻底与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结合起来。有人认为当代中国的金融改革是金融业进入了“古田阶段”，这一比喻形象地指出了当下金融业的境遇。金融业进入了“古田阶段”，就是要求我们从“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角色来理解金融业改革，为“资本”在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建立科学理论。金融业衍生于资本运动，离开了资本，金融业和现代经济无从说起。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发展生产力的经验，为此要从理论创新的角度寻找新的说明，资本在中国的角色也应成为理论创新的对象。

如何理解“社会主义资本”

工业革命后，生产力迅速发展，同时在资本动能的强大加持下，科技和工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资本追求持续的积累，并将各种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在此过程中，资本扮演着引擎、润滑剂和车轮子等多重属性的角色。要彻底认识其多重属性，就要审视资本的全貌。

资本是对财富在特殊状态下的独特称谓，其有着自身的运动规律，但价值属性取决于使用方式与目的。在将资本和资本主义区别对待时，资本所处的客观环境和资本治理责任的承担者决定了资本的属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通过对资本的积极治理使其消极作用受到约束，包括转移支付、提升生产效率、强化人才投资、优化产业体制机制、淘汰落后产能、无间断补短板、主动影响分配等。在此背景下，共同富裕政策就是对资本的回应，消灭绝对贫穷是资本治理的积极成果。我们可以借此观察“社会主义资本”的成长轨迹。

“社会主义资本”是社会主义价值引导的经济动能，是资本主义之后资本的高阶发展。社会主义资本不会改变资本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地位，而是旨在通过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机制，使其生产力继续发展，进而为经济再循环保证可持续性。必须承认，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获得成功发展，必须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必须面对截然不同的治理方式和方法。资本内部发生的变化是其适应中国发展的积极条件，让中国在全球资本持续扩张的同时静悄悄对其进行扬弃求新。

应从三个方面认识资本内部发生的变化。首先，资本在全球迅速扩展的过程中不断分裂，控制资本的群体在数目、地理分布、存在形态、价值追求上都变得碎片化和多样化。各种新型资本主体的崛起，无论是新兴国家(如印尼、沙特、南非等)，还是区域经济联盟（如东盟、海合会、南方共同市场、欧盟等），或者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全球性经济组织（如石油输出国组织、金砖国家等），都为传统资本的扩张制造了结构障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和区域的新兴资本动摇了欧美资本作为单一垄断力量的全球资本结构。中国是最突出的案例，其拥有的资本规模巨大，既是社会主义的，又积极参与资本全球运作，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影响力不断上升。

其次，资本拥有者群体之间的紧密联系逐渐瓦解。资本的主要形态从家族资本转变为金融资本，以职业经理人为代表的资本代理人队伍迅速崛起。由各种小型资本组成的巨型私募基金、退休群体共同发起的大型退休基金、国家主权基金、投机为主的对冲基金成为全球资本的主力，它们之间相互竞争。竞争迫使资本响应来自主权、产业和社会的要求，近年的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就是资本回应社会期待的新事物。

再者，资本主义内部反对资本的声音不断构成软约束。作为被剥削对象的阶层群体日益扩大，包括传统从事农业劳动和工厂里的工人，加上逐步适应新型工业和服务业的城市劳动者、站在中产阶级边缘摇摇欲坠可能重返草根的群体、新兴起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的中产和知识阶层，他们积极进行各种维权。以美国为例，年轻人对制度批评越发激烈，对社会不公采取强势对抗。他们收入相对稳定，却承受住房、教育、医疗的压力，一部分成为丁克族，对退休生活充满焦虑。他们不一定是革命群体，但必然是改革者。

社会主义资本的多元化资本

服从资本主义源于其对资本的发展有利，但当资本发觉其他社会制度同样有利于自身发展时，便趋之若鹜。中国不只是在生产力的发展中利用和发展了资本，更开始输出资本。被输出的资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而是被赋予了全新的属性。社会主义资本同样强调资本积累，但不会让资本的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在接受合理回报之余，政府为资本提供了参与经济有序循环的条件，包括巨大的发展机遇、法治的营商环境、高端人才供应，具竞争力且可持续的产业结构等。社会主义资本正在建立这样一种逻辑：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更好地引导它成为社会主义资本。

“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破除了人为将国有资本、民营资本或外国资本简单对立的迷思。只要在社会主义环境下以各自方式增进公共福祉，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都应该是社会主义资本。各种资本在静止状态都具备同等价值，在生产力发展中扮演类似角色。但在不同意识形态引领下，不同的资本必将走上不同的路。

要发展社会主义资本，首先就要去除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简单分类，这种分类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重新对资本进行分类是构建社会主义资本市场和资本理论的有效方法。

首先是定义“规模资本”，包括国家背景的资本，金融机构发行的大型投资基金，国内逐步形成或者国际大型投资企业持有的资本。国有背景的资本会投资于较长远和战略型项目，如大飞机制造、全国电网、核能、大型铁路网络、船舶重工、基础设施等。作为大型投资型基金，无论是国内、国外，国有的、混合的，都是以多种背景资本组合构成，目标在于寻求中长期回报。这一类基金的有序运作对发展社会主义资本市场非常重要，其既可以提供持久性，也提供了可预测性。中国的社保基金、保险基金、大型私募基金以及逐步成为国际资本市场主流的主权基金都属于这一类资本。

其次是以产业为导向的资本，它们大多是针对某个行业或产业链，为特定产业或产品或消费领域而设定的资本。中国要强化社会主义资本，必须认真对待和鼓励市场化的产业资本，包括设计具有针对性的保障制度，吸引更多非国有资本的参与。这种资本对个别产业发展具有领导作用，通过它们的组织，可以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行业经营品质、推动科技进步并培养相关人才。产业资本并不仅仅限于制造业，它的积极发展会巩固实体经济在经济结构中的坚实地位。经验表明，产业导向是资本转型的根本。对于金融、电信、能源等关键领域，国有资本掌握所有权和经营权，但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早已通过资本市场或合资方式介入其中。

再者是民营资本。作为社会总资本中源头最为广泛、流动性最大的资本，必须将民营资本作为金融业改革优先考虑的重点，因为它最终将成为规模最巨大以及最能够发展为社会主义资本的类别。这一类资本散布在社会各个领域及阶层，通过开放市场参与到各种资本形态中。尽管民营资本在金融危机中扮演过投机角色，但不可否认大多数民营资本的保守倾向。注重对民营资本的治理，要避免其遭受金融投机的戕害，宣传培育正确的金融理念，并通过制度设计和引导为其发展提供法治环境和文化。

民营资本和外资转化为社会主义资本不能仅靠政府政策或制约措施，也不可仅依靠其自觉性。为资本获得回报提供机会，节制经济虚拟化和泡沫化倾向，提供宽松、有序、可持续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才是根本策略。资本改革的经验表明，tp钱包应当对不同资本一视同仁，承认资本获利的权利，资本合理、有序获利本身就是积累过程。

最后，应对国有资本提出更高要求。由国有资本引领建立“社会主义资本”，凸显资本合理获利和兼容社会主义价值的双重性，形成示范效应。

社会主义资本鼓励生产要素的结构转型

资本集合了既有的生产力，作为中介将其他要素组织起来，通过现实存在的资金对其他要素发生作用，进而成为再生产的主导者和参与者。社会主义资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物质生产提供动能，同时与劳动、土地、科技、数据等生产要素一起，服务生产力的发展，并致力于建立公平、积极的生产要素间协作关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中，资本必须作为生产要素的一员而服从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在改革开放初期，资本扮演着关键角色，随着时代和生产力的发展，资本要逐渐回归到生产要素的常规序列中，这是引导社会主义资本发展的重大线索。资本市场的变化让重构生产要素之间的主从关系成为可能，开始形成相对的均衡性，资本在生产要素中的主导地位不再牢不可破。

根据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生产要素至少包括劳动、土地和资本。部分经济学家还将科技、管理、知识和企业家精神等内容加入其中。2020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这一因应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崛起而提出的创新概念，丰富了传统以土地和资本为引领的要素体系。伴随着其他要素的崛起与新要素的加入，过去以资本为主导的要素结构开始有了均衡化发展的充分条件。近年来，不少经济学理论将科技、人才、土地视作资本，提出科技资本、人才资本、土地资本等观点，这些观点或许正在提示我们，资本的传统形态已经开始陨落。

“社会主义资本”的提出是基于对资本结构转型的认识，社会主义资本不只是继承了资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积极内容，而且还鼓励多种形态资本的发展，社会主义资本坚持各种要素之间的公平性和均衡性，为推进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国家与社会主义资本的关系

在过去几十年，国外对要求中国借鉴西方模式的声音不绝于耳。改革开放初期，资本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结合，使得前者在全世界的扩张愈发快速。随着劳动力优势的逐步消减，庞大的消费市场接替了前者的位置。中国劳动力品质不断优化，为提升生产效率创造了条件，结合科技水平的发展和市场规模扩张，中国对资本的吸引力不降反升。今天，外资参与中国经济更多聚焦于其整体竞争力，这超越了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分野。如果社会主义曾经是资本的顾虑，如今这顾虑显然已经过去；如果中国曾经是世界经济的偶然，它今天已牢牢地站立在全球经济的中央。

显然，政府与资本的关系在两种社会制度中是截然不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垄断国家治理议程，政治服务于资本的利益。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领导资本服务社会，资本是国家发展生产力的要素之一。中国政府“约束”资本并非以教条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标准，而是以追求社会主义价值为要旨，为资本修筑“护栏”，避免资本放任而造成恶果，让资本专注于发展生产力。

政府是资本治理成功的关键

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资本有着各种形态，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不同的治理模式，不能简单随意归类。有人认为中国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误解为国家资本主义，这一错误认知的原因在于将占有重要地位的国有资本与国家资本主义等同起来。

资本主义制度中有市场，社会主义制度同样也有市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各种要素中，资本只是其中之一。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成功利用资本和发展资本，是对资本性质的片面理解。对资本进行引导，并不是要将其没收或国有化，而是使其自愿以社会主义资本的身份参与到生产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资本不是唯一发展和利用资本的方式。市场与社会主义的相互促进已经证明，资本与社会主义并不矛盾，甚至是理论自洽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源自政府在市场治理中的积极有为，我们应该相信“社会主义资本”理论将会顺应时代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支撑生产力的持续发展。

中国在国际资本市场拥有一定的主导权，因其为资本提供了合理及可持续发展环境，无论是国有资本、民营资本还是外国资本，都能够在中国经济中得到扩展的机会。中国欢迎能够带来社会进步、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积极提供有效经济动能的资本。资本必须愿意投入实体经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对于金融资本，它要同样坚持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无论是作为金融中介还是创设各种金融产品，包括投融资业务，只要远离虚拟化、泡沫化，不以投机为发展资本的手段，都是受到欢迎的。

中国已经走出资本匮乏期，不应再以量化指标来衡量资本，而是要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经济发展规划有序发展高质量资本，要发展结合了科技、企业治理、人才培育的社会主义资本。用资本的视角看经济，经济就是资本的循环；以社会和人民追求美好生活为视角来看，资本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要素，资本的循环速度只能建基于社会对发展的要求。金融业在资本主义国家并不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资本是它唯一的服务对象，在实体经济之外，金融业为资本创造了另一个自有的循环，不在社会掌控之内，一旦资本循环出现危机，社会要承担相应代价。

目前，中国的金融业改革处在极为关键的阶段，应基于“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的创新，为中国和世界的金融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方案。

“社会主义资本”的提出，是要为金融业的改革提供理论创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不断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尽管经济金融化的步伐还不小，各种危机依然存在，金融领域不规范操作时有发生，影子银行的破坏性作用难以约束。这些问题均源于金融业没有系统地探讨“资本”的角色，社会对金融业和资本的关系缺乏正确认识。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立业之本，必须从理论根源、规章制度上对金融业、资本进行整全性认识和解读。

金融业改革的手段之一是建立更开放的资本市场，全面融合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鼓励各种资本协同发展。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幅度越来越大，资本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将金融业改革聚焦于对资本的认定和管理，改变资本和社会主义之间的陌生关系，发展社会主义资本，重构资本在社会主义生产中的角色，强化资本的积极性，让资本卸下原罪的包袱。从根本上破解社会主义和资本之间的暧昧关系，消除非国有资本对被国有化的担心和疑虑。

“社会主义资本”不是用来筛选资本，它是对当下经济发展阶段各种生产要素如何相互作用的创新认识，这种认识使得制定金融政策有据可依。同时，这种认识还要求各种“社会主义资本”齐头并进，力求实现资本与其他生产要素的协同合作，搭建社会主义的资本市场。它是用来设计金融业操作规则的指导准则，确保资本以社会主义规则运作，承认其获得合法回报的权利。

“社会主义资本”理论应确立鼓励实体经济发展的原则，侧重于包容非国有资本，避免将社会主义资本与国有资本等同起来，否则将适得其反。鼓励企业家担当社会主义资本的管理者，同时推进国有资本管理者向企业家转型。

金融业的系统设计与金融产品设计，必须建立在对“社会主义资本”的正确认识之上，才能保证改革成功。中国金融业是服务于社会主义资本、帮助社会主义资本流通和运作、为投融资对象确立标准的主导者。金融业的所有行为构成社会主义资本市场，它体现了“社会主义资本”的具体形态和运行规律，是社会主义资本的治理场域。通过金融市场寻求回报的民营资本相对盲动，而且易形成羊群效应，社会对民营资本野蛮生长的破坏力深有体会。金融政策部门承担着社会主义资本的治理责任，而且不只是金融业的监管责任，通过科学搭建社会主义的资本市场，才能让社会主义资本合理合法积极运作。

社会主义生产力应当是先进的、包容的，为资本提供社会主义理论支撑和法律框架，是对先进性包容性的保障。权力要关进制度笼子，资本同样要受边界限制。社会需要发展生产力，资本、劳动、土地以及其他要素都是公平参与者，厚此薄彼就难以为继。人为地将资本分类在某个阶段或许无法避免，只要宏观环境成熟，资本市场与社会的共同价值将逐步衔接，资本的动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互促进，各取所长，届时社会主义资本自然就发展起来，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可能。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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